曾国藩在给十二月二十二日给咸丰皇帝奏疏夹片中写道，“而以武昌警急，宵旰忧劳之时，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。再四思维，以墨绖而保护桑梓则可，若遂因此而夺情出仕，或因此而仰邀恩叙则万不可。区区愚衷，不得不预陈于圣主之前，一俟贼氛稍息，团防之事办有头绪，即当专折陈情，回籍守制。乌鸟之私，伏乞圣上矜全。所有微臣下情，谨附片奏闻。”墨绖这个词语来源于古代汉语，其中“墨”指的是黑色，“绖”则是指丧服。在古代，人们穿着黑色丧服表示哀悼和纪念逝者。墨绖不仅指具体的黑色丧服，也象征着哀悼和纪念的心情。这个词语反映了古代人们对逝者的尊重和哀思，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。曾国藩这里特别强调，主要是保护家乡，希望皇帝不要让自己夺情出仕或者给自己一些特别的恩遇，而且给皇帝强调，一旦国家情况有所好转，希望皇帝能够批准回家守制。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，就在这之前几个月，曾国藩写信给学生和朋友江忠源，劝其不要墨绖从戎。[1]这封信说，“前书劝吾子无以墨绖从戎”，“不意后乃有赛相奏请之事”，之前写信劝江忠源不要夺情参军，但后来赛尚阿奏请调用江忠源军前效力，曾国藩讲自己还是想要阻止的，只是已经为时已晚。建议江忠源托病拒绝，这样上不违抗君命，下不违背丧礼，甚至说夺情从戎都是针对武官的。

曾国藩接着说，“所可幸者，闻尚在乌公幕府，未尝署一官，领一职，犹为无害于义。将来功成之后，凡有保奏议叙，一概辞去，且豫将此意禀明乌公转达赛公，再三恳告，如不保叙，则仍效力行间，终始其事；如不允从，则托疾归去。如此则从戎以全忠，辞荣以全孝，乃为心安理得。”这里不断劝说江忠源如果不保举升官还可以在军队，否则退出。很多人根据这封信要么说曾国藩这个人比较虚伪，严于律人，宽以待己，别人守孝的时候拿着理学的帽子压人不让别人夺情从戎，而到了自己则是最后客套一下之后，迅速接受，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，要么说曾氏难为情。这里略加分析，可能是曾国藩起初低估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形势发展非常迅速，《曾国藩年谱》对太平天国的描述最早可以追溯到1850年（道光三十年）十二月[2]，“是年夏间，广西贼匪大起，巨股数十。六月，逆首洪秀全与其党杨秀清、萧潮贵等起于桂平县之金田村，为数最众且悍。” 1851年（咸丰元年）六月，“赛尚阿公抵桂林，疏调江公忠源随营差遣。江公方丁忧在籍，应调赴粤。乌兰太公一见而极重之，留于幕府，每事必谘焉。复委募楚勇五百人助剿，是为湖南乡勇出境剿贼之始。” 1852年（咸丰二年）二月，“是月，广西永安州贼窜出，官军大挫，总兵官长瑞等四人阵亡。贼扑攻桂林省城，都统武壮公乌兰太追贼至将军桥阵亡。江公忠源之军，初与乌公偕，至是回籍，益募楚勇赴桂林防剿。”四月，“初一日，广西省城解围，贼窜陷全州，入湖南境。江公忠源以楚勇破之蓑衣渡。”

由于《曾国藩全集》写给江忠源的信实际上没有标注时间，推测大概这里面应该是有两封信，第一份信可能是在1851年下半年，第二封信则是在1852年上半年。而在那个时间点上，太平天国仍然没有展现出其血气方刚的一面，很像一个小型的地方叛乱，但是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太平天国出广西，围长沙，破武昌，摧枯拉朽，整个国家的局面大坏。根据郭毅生主编的《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》[3]，需要说明，这里用的是公历纪年，与前文不同。1852年5月下旬太平军下湘江，6月3日攻克全州，6月5日江忠源在蓑衣渡设伏，击杀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。之后太平军翻阅半边山、扁担坳进入湖南境内，6月9日攻击永州。6月12日太平军南下攻击道州，8月10日东进，8月17日到达郴州，9月3日到达茶陵，9月7日到达醴陵，9月11日围攻长沙。根据万年历，1852年9月8日，农历七月二十五日，曾国藩到达安徽省太和县小池驿听闻母亲去世讣闻时候，太平天国离开醴陵，3天后先头部队就将围困长沙。太平军围困长沙一直从9月11日到11月30日，太平军从长沙退走后，沿着宁乡、湘阴，过洞庭湖，12月13日到达岳州，12月23日抵达汉阳，12月29日攻克汉口，1853年1月12日占领武昌。根据腊月二十六日曾国潢给曾纪泽的信[4]，（湖北省城）本月初四攻陷，文武员弁皆尽节，藩司则被贼生擒。也就是就这半年左右时间，曾国藩看的局面完全不同。

接到皇帝的寄谕已经是腊月十三了，距离新年只有半个月左右了，根据《曾国藩年谱》记载[5]，“十三日，公奉到寄谕，草疏恳请在家终制，缮就未发，适张公专弁以函致公，告武汉失守，人心惶恐，恳公一出。郭公嵩焘至公家，力劝出保桑梓。公乃毁前疏，于十七日起行，二十一日抵长沙，与张公亮基筹商，一以查办匪徒为急务。”设身处地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是曾国藩会“闻命而起”吗，估计是非常困难的：首先，曾国藩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北京做京官，到了省城基本是两眼一抹黑，既没有官方的身份也没有钱，更没有自己的队伍和班底，甚至去了之后吃饭都成问题的。曾国潢写信给曾纪泽说道[6]，“月之十三，忽又奉旨要出而莅事，霜寒雨雪，驰来省垣。初到不过自朝至夜会客长谈而已，现在自起火食，止当本省乡绅帮办，并不受各处供应，予同来料理煤米油盐。”其次，曾国藩这个时候身体也不好，仍然是腊月二十六日曾国潢这封信中说，“尔父请本邑刘生治癣，每服丸子一次，辄七日不吃盐、茶、酒、醋。已二次，甚有验，不惟癣已愈十之六七，并夜间可以酣睡。”再次，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回到家，父子兄弟团聚，时间尚不足四个月，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办丧事，“至八月十三日，尔父归家，又连办丧事，又为之变一大局。至冬月二三四，理佛事毕”，可能还没有和父亲兄弟畅谈。

这里就可以体现曾国藩的个人修行了，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已经开始以天下为己任，而不是以个人的利弊得失为权衡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这种担当精神值得我辈学习。很多人可能感叹，我的人生怎么没有这种好的机会，让我能够乘风而起，成就一番事业，那么曾国藩面临的这个局面真的是一个人生机遇吗？谭伯牛《战天京：晚清军政传信录》[7]写道，“从咸丰二年十一月到三年二月，咸丰皇帝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团练大臣，并刊刻嘉庆初年的《筑堡御贼疏》《坚壁清野议》以及相关指导性文件，颁发各省，号召大家边干边学，苦练快上。”周禄丰《战安庆：曾国藩的中年突围》[8]提到，“实际上，得到帮办团练大臣上谕的‘在籍大臣’很多，历史学家崔岷先生根据《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》进行了统计：根据收录进这份档案的上谕，帮办团练的‘在籍大臣’，或者咸丰十年后被任命为‘团练大臣’的官绅多达二百六十五人。”显然，“团练大臣”不是正式的官员，也不是绅士，属于无资源、无办公场所也没有人员编制，想做事情必然是难上加难，大多数人接到这种任命之后，要么就是走个过场，跟巡抚之类官员聊几句，然后利用原有威望筹集一些款项，就当这个事情过去了，要么置之不理。而且皇帝谕旨讲的是“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”，也就是这里要曾国藩帮同地方官员办理团练，要以地方官员尤其是本省巡抚为主，这很显然是通常的做法。

[1]《致江岷樵》，摘选自李瀚章编纂、李鸿章校勘，《曾文正公全集–书札–卷一》，1995年10月版，第1875页。

[2]黎庶昌、王定安等，《曾国藩年谱：附事略荣哀录》，岳麓书社，2017年4月版，第17页。

[3]郭毅生主编，《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》，中国地图出版社，1988年3月版，第32-56页。

[4]曾麟书等著，王澧华等整理: 《曾氏三代家书》，岳麓书社2002年版，第107页。

[5]黎庶昌、王定安等，《曾国藩年谱：附事略荣哀录》，岳麓书社，2017年4月版，第22页。

[6]曾麟书等著，王澧华等整理: 《曾氏三代家书》，岳麓书社2002年版，第107页。

[7]谭伯牛，《战天京：晚清军政传信录》，岳麓书社，2016年6月版，第6页。

[8]周禄丰，《战安庆：曾国藩的中年突围》，岳麓书社，2022年8月版，第4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