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前文叙述，咸丰皇帝给曾国藩的谕旨是说“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，搜查土匪诸事务”，国家遇到最大的问题和困难不是太平天国，为什么皇帝让曾国藩办理的是这个？而且《曾国藩年谱》也说[1]，曾国藩给湖南各府州县土绅的公开信中也说到，“其大致以为团练之难，莫难于集费，宜择地择人而行之；目前急务，唯在清查保甲，分别良莠，以锄暴为安良之法。遇有匪徒，密函以告，即行设法掩拿处办。庶几省文移之烦，司期无案不破。”而《曾国藩全集》收录的这几封公开信中实际上对这一问题有所解释，[2]“会匪、邪教、盗贼、痞棍数者，在在多有”，这些人或者啸聚山林，纠结党羽，但是地方官都不敢去严办，因为如果去搜索其巢穴，则可能面临着这些人会拒捕，然后又害怕其同党之后的挟私报复，如果汇报给上级官员则有着文书来往的烦恼，而且押送犯人去了之后上级部门还会索要办公经费。由于以上这些原因，导致了很多的案件都隐忍不办，如果这些土匪潜伏不动，则大家都相安无事，但是一旦行动起来就会闹出来滔天巨案，抢劫监狱，杀害官员。自从广西匪徒过境之后，各省的这些莠民更是怀着不肖之心，经常犯上作乱，一次不加以惩罚就会大胆藐视法律，两次不加以惩罚就开始作乱了。

所以咸丰皇帝和湖南巡抚张亮基接连发谕旨和书札，都是要求严查土匪，清除这些坏人以让良善的百姓们安心。张亮基上个月有一个书札，令各个州县严拿土匪，如果各个州县有能力抓捕的就抓捕，不能够抓捕的，派人专门送到湖南巡抚衙门，设法剿办，这样的话，可以使得“无案不破，无犯不惩”，而且这样可以省去公文的转送，和将犯人押解的费用。清代的财政制度是有一种不负责任的财政制度，很多时候没有法定的办公经费，甚至地方官员将犯人移送到上级部门之后，还要给上级部门付钱，这样就使得很多地方政府不愿意麻烦，因为这样完全就是费时费力。这就使得民间存在大量的该处理没有处理的坏人，这些人一旦遇到时局动荡就会成为巨大的隐患，这些人如果得不到处理，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太平天国。或者这些人为害一方，导致了很多人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，这样使得国家的战略无法得以实施，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这些不是前线区域的地方，最核心的就是清理土匪。曾国藩在《与省城绅士书》中写道，要防守长沙这样的重要地方，第一要让人心安定下来，第二是要清查奸细，人心不安定就会导致很多的混乱，内部的奸细如果得到清除之后，外部的贼寇自然不会被招致而来，这是安全之道。所以在太平军过境之后，最核心的就是让人们安定下来，这也要清理这些坏人。

根据《曾国藩年谱》记载^[3]，正月十一日，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，调走了江忠源，留在长沙的楚勇由江忠济、刘长佑接任统领。二十二日，耒阳、常宁报告说有匪徒啸聚白沙堡，骚扰涉及嘉禾县境内，曾国藩派出刘长佑、李辅朝带领楚勇五百人，王錱带领湘勇三百人，二十五日启程出发去剿灭，还没有到，这些土匪闻风先溃。当时刚好衡山县境内草市土匪窃发，楚勇、湘勇留在衡山县，一战平定了。这个时候曾国藩显然还是没有自己的队伍的，主要的湘勇还是湘乡县由罗泽南、王錱训练的，还有就是江忠源兄弟带领的一些，但是这些还是勇，不是军队的，在清朝初期，乡勇兵算是一种预备队，他们平日里以耕种为主，偶尔进行一些简单的军事训练。然而，“勇”字士兵的地位却堪称是最为卑微的。他们常常被派往战场的最前线，成为每次战斗的“炮灰”。随着清军入关后八旗兵数量不足以覆盖全局，于是建立了绿营兵。这让“勇”字兵的地位进一步下降，被视为临时工。即使在国家陷入危难之时，他们的生计和地位依旧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与保障。‌乡勇是清代地方武装团练、乡勇等的统称。‌这些乡勇通常由县令招募富绅首户牵头，召集精壮农民组成，平时耕种，战时则由县令调遣，配合官军作战。‌

二月初三日，曾国藩又奉上谕，“封疆大吏剪除百恶即可保卫良善，” 封疆大吏翦除百恶即可保卫善良，著该署督抚等认真查办，并著会同在籍侍郎曾国藩体察地方情形，应如何设法团练以资保卫之处，悉心妥筹办理”等因。钦此。十二日，曾国藩奏严办土匪以靖地方一摺。奏称：湖南会匪名目甚多，近年有司掩饰弥缝，任其猖獗，非严刑峻法无以销遏、乱萌。时公于长沙城中鱼塘口为行辕，设审案局，委候补知州刘建德、照磨严良畯承审，拿获匪徒，立予严讯，用巡抚令旗即行正法，或即毙之杖下。分别会匪、教匪、盗匪及寻常痞匪名目，按情罪以处办。公意纯用重法以锄强暴，而残忍严酷之名，在所不辞也。是疏入，奉朱批：“办理土匪，必须从严，务期根株净尽。”钦此。照磨，官名。即“照刷磨勘”的简称。元朝建立后，在中书省下设立照磨一员，正八品，掌管磨勘和审计工作，另肃政廉访司中负责监察的官员也称照磨，“纠弹百官非违，刷磨诸司文案” 明朝在各地继续强化照磨制度，在各省布政使司中，均设照磨1人，从八品；按察使司中，设照磨1人，正九品；各府亦设照磨1人，从九品。照刷磨勘，是对政府文卷进行定期的检查审核，看有无稽迟，失错，遗漏，规避，埋没，违枉等情弊，有则限期改正，照刷问卷的项目包括文字上，有无刮补涂注，文意上有无差错谬讹，时间有无倒提涂抹日月，辨验印押，有无模糊伪冒，呈现有无稽迟，以及有无虚调行移，钱粮，词讼有无偏屈冤枉。

曾国藩这个时候主张乱世用重典，杀伐果断，主要是要清除社会隐患，这里年谱进行了进一步的交代。“初，贼之犯长沙也，调集各省兵勇数万人，既而追贼东下，其馀丁散勇逗留湖南，或十百人为群，出没附近屯墟，遇湘水行船上下，辄以兵差为名强封之，而诈索其财。商旅畏惮，百物几不通。会捕得强封民船之川兵三人，径行斩决，枭示江干。由是游手敛迹，风帆畅行无阻。”也就是这个人国家动荡有很多的散兵游勇，社会人心散了，没有秩序了，这会导致非常多的问题，所以这个时候除暴才能安良，当然很多人都不愿担责任，还有也不愿意承担这个坏的名声，得到残忍之名。人读历史的时候要代入到自己，如果是我，我是曾国藩我会怎么做，可能我觉得人言可畏，跟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关系，我为什么要跳出来做这个事情呢。还有就是，甚至曾国藩也不是现任官员，是在乡守制其实完全可以推脱，什么都不做，其实也没有考核和惩罚，这可能就是我们和曾国藩的差距所在。知道了这个差距，我们可能就要修行格局，把组织的事情，单位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，可能就是从哪些小的事情开始做起，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所以皇帝其实看到了曾国藩做的事情，因为都是让封疆大吏和曾国藩一起做事情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曾国藩真正组织起来一群志同道合的战友，这为创建湘军奠定了基础。

[1]黎庶昌、王定安等，《曾国藩年谱：附事略荣哀录》，岳麓书社，2017年4月版，第24页。

[2]李瀚章编纂、李鸿章校勘，《曾文正公全集–书札–卷二》，1995年10月版，第1883-1886页。

[3]黎庶昌、王定安等，《曾国藩年谱：附事略荣哀录》，岳麓书社，2017年4月版，第24页。